IRRC No. 901

未来城市战:21世纪城市化对战略研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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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尽管城市人口学正在掀起全球革命,但西方大多数对城市化问题所进行的军事学研究视野狭隘,仍然没有关于城市的跨学科研究。由于许多城市在各自的治理、建筑设计和人口组成方面都很独特,所以作战方法方面必须要与城市科学寻求更密切的互动。在未来几年里,为了控制武装暴力,减少城市里的伤亡,军事分析家必须要与城市专家加强合作。其共同目标必须是发展一系列以城市为导向的战略研究,而这些研究应牢固地建立在对城市生态学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类合作方法将有助于发展在城市开展行动时的军事方法,且该方法采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适当交战规则。

迈克尔·埃文斯*著/何田田**

关键词:城市;大城市;城市化;城市战;战略研究;城市科学;城市发展

 

缺乏对城市在武装冲突中作用的认真研究,是西方国家战略研究一直以来的弱点之一。这不是一个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当军事变革成为研究热点时,开阔地形上网状化作战的概念就比战争中的城市问题受到更多关注。2001年后,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战争,使得城市军事学研究,被大量以居民为中心的反叛乱和混合作战的研究材料所吸收或遮盖。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当我们摆脱近东地区陆战所主导的时代,进入亚太世纪时,近海海洋战略、制海权和远程精确打击,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发挥西方国家传统的技术优势,似乎很可能会变成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作战中主要的优先考虑事项。[1]

上文所述有助于提醒我们,尽管现在城市化方面的全球革命如火如荼,但许多西方国家的军队对于将城市战作为中心任务,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们如此谨慎有充分的理由。在西方国家的军事准则中,现代军事理论与实践的一切原则都与在城市中作战背道而驰,除非这样做是最后的选择。[2]由长期作战和财政负担所引起的厌战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对于这种准则的保留态度。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军队,也正处于从阿富汗山区和伊拉克城市长达十几年的作战行动中恢复的过程中。此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紧缩的时期——当时西方国家的军队不得不大幅裁军和降低人员成本——在遥远国度进行城市战将是未来军事上优先考虑事项这样的建议,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士兵和昂贵的装备,很难受到选民或政客的欢迎。

再加上对人口老龄化、健康和福利成本上升以及国土安全和移民挑战等一直存在的严峻人口形势的担忧,西方国家国内政治面临的现实是,由于部队结构的要求和优先考虑预算问题,没有办法支持将进行以大规模城市作战为主的武装部队机构。然而,世界正在快速城市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2050年,2/3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地缘政治现象与如下情形之间的明显差距,即许多西方国家显然不愿意让其军队做好准备面对各种武装冲突中城市行动增多的可能性,这些行动包括人道救济、维稳任务以及常规作战等。[3]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本文认为,必须要了解城市挑战的范围。目前需要更加清晰的概念来指导未来应对城市突发事件的战略、政策和行动。必须制定一个严格的知识框架,以理解城市化进程并确定未来几年城市化在国际安全和军事力量运用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为此,本文考察了两个方面:第一,总结了全球城市化进程,重点在于理解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城市的未来并不是单一的,因此,没有特定的安全解决方案,也就更没有任何单一的城市军事态势。第二,西方国家的军队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战,必须进行长期的研究,调查实际可行的“节约兵力”方法,使各种各样可能的任务与政策要求、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源相匹配。西方国家的防务机构必须采用跨学科的城市战略研究形式,以帮助作出政策决定和军事准则方面的考量。关注部分电子媒体和大众作品体现了充斥着 “疯狂的麦克斯”式敌人的“以居民为中心的大城市”的混乱状态,但关注这种状态对认真研究而言是肤浅且具有误导性的。西方国家武装部队所需要的是广泛而非狭隘的研究方法;他们需要谨慎地进行综合研究,反映出为城市中使用武力制定可靠的战略计划所需的深入和持久的跨学科努力。这样的计划将有助于以减少平民伤亡和遵守武装冲突中人道和法律规范的方式使用致命武力。

“城市没有单一的未来”:全球城市化进程

1950年,世界上2/3的人口分布在农村,1/3的人口在城市。[4]据估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分布几乎将与一个世纪前完全相反,即农村地区占34%,城市占66%。亚洲和非洲将会占全球城市人口增长的90%左右,每年会有7000万人成为这两个大洲某个城市的居民。[5]如果这个研究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014年的39亿增加到2050年的63亿。[6]

毫无疑问,在人口变化方面,人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7]毫不奇怪,从农村到城市这种人口优势的转变已经引发了一场其对未来世界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稳定性之影响的激烈争论。[8]目前出现了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两种看法。对于一些安全分析师来说,城市移民和城市增长是解决发展中世界越来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暴力性的政权瓦解和生态衰退的一剂良方。悲观主义者预见了一个即将到来的“野性城市”或巨型“人口炸弹”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武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亚洲的卡拉奇和达卡、非洲的金沙萨和拉各斯这些特大城市中。[9]廖塔和詹姆斯·米斯克尔两位美国研究者称,21世纪的大城市,通常被定义为超过1000万常住居民的城市,将会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同时也“不堪重负,充满危险,难以管制……不同于地球上以前出现过的任何事物”。[10]另外一位美国作者是这样描述发生在大城市的战争的:

(我们面对的是)高科技战争的刀光剑影……想象一下,一个大约1000万到2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一个贫民窟的居民人数都比一些国家的全部人口还多的地方……(在那里)充满戒心的当地居民将每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都配以数码照片和GPS精确坐标,发到推特上。想象一下,路边炸弹横飞,原因是恐怖分子能够下载自杀式小型无人机的图纸并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11]

虽然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也有可能出现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中,但大部分城市研究在基调和观点上常常要积极得多,甚至是乌托邦式的。与反乌托邦的安全分析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城市专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型,是21世纪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最令人鼓舞的驱动力之一。人口向城市生活转移,可能为帮助缓解不同国家的长期贫困和政治不稳定提供解决方案。无论是亚洲、拉美、中东还是非洲一些地区都是如此。[12]从进步的角度看,许多城市研究者认为,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是加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传统支柱(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手段。2014年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城市是城乡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驱动器,因为城市集中了一国大量的经济、政府、商业和交通运输活动,是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键一环。城市生活往往意味着更高程度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更好的健康状况、更多的社会服务,以及文化和政治参与机会的增加。[13]

在未来30年里,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步伐会出现在非洲和亚洲这两片大陆上,仅仅是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预计到2050年就将占世界城市增长的37%。[14]事实上,在未来15年,若干亚洲城市在繁荣程度上很有可能超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的25个城市里,将有9个位于亚洲,北京和上海在财富上有望超过洛杉矶和巴黎,而新德里和曼谷作为经济中心,很可能会超越底特律和巴塞罗那。到21世纪30年代前期,600个左右的城市将创造大约30万亿美元或者全球GDP的65%,而这些城市中1/3以上将位于发展中国家。[15]

但是,发展中国家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不可能遵循任何单一的增长模式。“城市没有单一的未来”,或者说城市发展没有一个“一刀切”的方案,在许多方面,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分析领域,即“城市科学”。正如英国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城市科学仍在兴起,尚未产生全球性的用语规范。城市科学也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这使澄清概念更加难以实现”。[16]城市是安全、活力和机遇之地,但也是暴力、不平等和肮脏的家园。在21世纪接下来的25年,城市群在规模、形态和空间密度上可能会反映出令人迷惑和不拘一格的多样性,同时伴随着治理类型、人口组成、经济增长和区域分布的众多差异。在新兴的城市科学中,看起来假设和差异性将胜过范式和同质性。 [17]

未来的城市将具有很多形式,包括特大城市、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综合体,每种城市类型都有不同的发展和治理水平。尽管部分西方媒体和军方关注的是几个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但世界上大部分城市化进程更为平淡,主要集中在众多中小城市。例如,目前世界上有一半的城市居民生活在50万人以下的城镇里,只有1/8的人居住在大城市。[18]2014年,全球43个增长最快的城市中,中等城市占了26个,到2030年,其总人口有可能从3.63亿增加到5.09亿,约占城市居民的10%。同样,发展中国家中较小的城市可能会激增,而非较大的城市。一份报告指出,“人口不足50万的城市仍将在世界各地占据主流,到203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近一半仍然会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中”。[19]

中国和印度正在建设一批规模较小但技术含量高的“智慧型”城市,目的是建立可以作为先进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经济服务之催化剂和枢纽的城市体系。例如,预计到2025年,整个亚洲136个较小城市中,有100个智慧型城市将位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 [20]正如托马斯·坎帕内拉所说,在涉及推动新城市建设时,中国充满活力的方法近似于“以一千倍的雄心建设一百个迪拜”。[21]安全分析师经常将非洲与拉各斯和金沙萨等治理不善的大城市联系在一起,但即使在非洲,各国也正在尝试建设较小的城市群。例如,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又被称为“草原硅谷”,还有塔图市,均位于大都市内罗毕外围,它们代表了更新、规模更小和更分散的城市综合体,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典范。 [22]

从农村到城市这种迁徙多样性的全球模式,与一些安全分析师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大城市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形式,也是新形式的国际不稳定的预兆。[23]但这样的看法没有证据支持。正如城市专家乔尔·科特金所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不是集中在特大城市,而是具有多样性和多方向性的,包含大小不同的各种城市。[24]1990年,10个特大城市共拥有1.53亿人口,占全球城市居民的7%。 2014年,包括东京、德里、上海在内的28个特大城市,共有4.53亿人口,占全球城市居民的12%。[25]到2030年,特大城市预计将从28个增加到41个,但这种特别的城市形态似乎不太可能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即使特大城市的人口在未来15年翻一番,仍只是占全球城市人口的1/4。2011年,全球城市化研究的引领者——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提醒道:

认为特大城市在过去15年中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解。事实上,大多数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及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麦肯锡预计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今天的23个特大城市……到2025年对全球增长贡献率刚好超过10%,低于目前它们在全球GDP中14%的份额。相比之下,577个快速发展的中等城市……到2025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会超过一半,它们从当前的特大城市那里分走了份额。[26]

2012年,麦肯锡确定了一个名为“新兴440”的城市分类,这些城市预计在2025年及以后,将占据全球增长的47%,或者创造17.7万亿美元的产值。[27]这当中只有20个属于特大城市,其余的都是中等城市。在这些中等城市里,超过200个在中国,50多个位于拉丁美洲,还有39个在非洲和中东。在许多这样的中等城市里,人均GDP和人口数量,而非单个家庭的人口规模,比人口密度对经济的推动更大。[28]2014年,联合国的研究认可了麦肯锡的调查结果,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有41个特大城市,但“增长最快的城市群是位于亚洲和非洲的中等城市和人口不到100万的城市”。[29]正如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所说,在对城市增长进行剖析时,真正重要的是城市的政治和经济效应而非其人口密度。[30]

城市化与军事战略:城市战略研究的案例

尽管上述城市化的模式复杂多样,但近期西方国家对城市战的军事研究仍狭隘地集中于特大城市内的作战。许多安全分析师认为,特大城市是未来西方国家的部队面临的最危险和最苛刻的作战环境。这类研究的范例包括:美国陆军2014年的研究《特大城市与美国陆军》,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2015年的《安全环境预测》。 [31]美军的报告认为,21世纪的特大城市“从根本上说是全新的作战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军队发挥应用传统城市战方法的能力,却是“在今后任何需要美国军事干预的危机中的战略要地”。[32]

同样,海军陆战队《安全环境预测》中关于城市化的一节指出:“如果目前的(城市化)模式和趋势继续下去,世界将重新关注那些大型的、多层级的城市群。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41个特大城市,这使得城市战不可避免。”[33]这种情况意味着特大城市里发生的冲突,将迫使对手不仅要掌握“三街区战争”理论,而且还要纵向思考并适应“三阶层战争”。[34]此外,由于136个主要港口城市,以及世界十大城市中的8个,均位于沿海或沿海三角洲,城市沿海地带在未来将会变得特别重要。[35]

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部分研究往往将大城市视为一种新现象——一个在形式上如此不同的城市群,以致它脱离了先前所有模式的城市战。这样的假定在历史方面是错误的,也具有误导性。自19世纪钢铁和煤炭工业城市兴起以来,现代城市就一直处于发展演变当中。武装部队机构一直寻求让过去的城市战方法适应大城市新出现的人口密集、空间扩张和工业技术发展这些情况。城市战战术发展有一个模式,从控制街道和建筑物的原则开始(该原则由法国士兵马歇尔·托马斯·比若于1847年的《巷战》一书中提出),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城市战斗,如斯大林格勒、马尼拉和格罗宁根,一直到最近在格罗兹尼、费卢杰和摩苏尔的遭遇战。历史上,大多数常规部队虽然都不喜欢城市战,但一旦面临在建筑密集地区作战的严峻形势,他们往往会集结重兵、采取分散战术以及大量消耗后勤和弹药以应对挑战。[36]

虽然在城市内进行军事行动有一些一般方法如开火并转移,但众所周知且长期存在的现实是,城市战需要对多样性有一个基本认识。在城市地区,所有军队都必须面对“城市里各种各样的结构和设施,夺取和控制它们需要周密的计划、方案和程序,因为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城市”。[37]现代西方国家的军队对城市多元化的长期了解,有助于说服军事计划的制定者关注部队要履行的职责而非他们所处的环境,从斯大林格勒战役、顺化战役到费卢杰战役都是如此。部队必须是多功能的,能够横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地形作战。一支军队若只关注一种城市类型——代表着一种全新现象的特大城市——与现代城市战的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那些在城市战中取得过胜利的部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适应力强的军队,这并非偶然,无论是在马尼拉和费卢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的英国步兵,还是在阿尔及尔的法国伞兵,皆是如此。[38]

面对城市化革命,21世纪的军队必须避免将重点放在大城市上的狭隘研究,而应开展广泛的城市研究。[39]否则,军事学研究几乎肯定会有缺陷。与最近美国军方对大城市的看法不同,城市的快速增长与爆发武装暴力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在剖析不同城市群发生的武装暴力时,必须在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之间仔细加以区分。例如,城市分析师的跨学科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脆弱性和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并不是因为大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密度,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40]如果城市化进程与大城市的暴力事件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更可能是因为政府机构治理不善导致城市脆弱所引起的。许多研究表明,“武装冲突遗留的影响、政治威权主义和镇压式的警察行动,与城市暴力的开始和持续(紧密相关)”。[41]

政府机构的能力,往往与城市治理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在决定城市是否会爆发武装暴力事件时这个因素发挥着主要作用。[42]当然,大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可能会加剧武装暴力,但这些因素极少会引发此类暴力。相反,治理方面的弱点,从政治管理不善到军队腐败和治安不力,往往才是城市社会崩溃的主要诱因。[43]虽然大城市可能对其城市底层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犯罪、疾病和环境肮脏,但武装团体的有组织暴力活动并不总是其中的恶果之一。[44]要着重指出的是,例如北京和加尔各答等亚洲快速发展的大城市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城市群之一。同样,拉丁美洲的波哥大或圣保罗等大城市不但发展迅速,还出现武装暴力事件下降的情况。[45]罗伯特·穆加在其2012年的著作——《城市困境研究:城市化、贫困与暴力》中指出:

尽管在极端意义上,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确实有更多的人可能面临贫困和不安全,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甚至更容易面临暴力性崩溃的风险。这是由于它们普遍在专业能力、治理和财政方面资源不够充足。由于这些城市对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的投入更为有限,它们也更脆弱。……此外,这些城市与人道和发展工作者及其他国际机构合作的经验也不足。[46]

简而言之,对于一般城市或大城市中的武装暴力,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或必然会发生的。但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军事学研究者必须要学会把有影响力的全球城市、扩张中的特大城市和新兴的中等城市区别开来,把郊区、近郊和城区区别开来:它们都各不相同。实际上,当涉及评估一大批城市不安全状况的频率和性质时,泛泛而谈会具有误导性,而好的研究力图采用严格基于证据的方法。[47]

军队专家和城市专家就武装暴力和大城市得出的不同结论,就是缺乏沟通和存在误解的明证。在考虑未来城市战的可能性时,一方面决策者和安全专家之间,以及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援助和人道机构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立场。正如穆加所指出的,“外交官、发展和国防部门对城市的困境越来越关注,但研究方面的投入与之并不匹配”。[48]当然,目前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仍然是狭隘的、垂直式的,安全专家和城市分析师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兴趣和方法。

城市研究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派。第一派是定量的宏观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关注收集统计数据,从事的人员包括犯罪学家、流行病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第二派是定性的微观研究,研究人员倾向于更加关注实地调查和案例研究,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城市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是安全导向研究学派,研究人员包括军队专家、国防分析专家和各机构社会科学家。[49]这三个学派都倾向独立于彼此进行研究,但安全导向研究学派显然最为独立。该学派往往专注于狭义的作战和技术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战略考虑。作战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针对非线性城市环境改进联合作战行动,掌握近战的战斗方法,以及在建筑密集的地区更好地进行有保护的机动。同样,技术研究领域包括:使用温压武器和精确弹药;机器人、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车辆未来在城市中的作用;在城市微环境中利用光纤、激光测距仪和反狙击装置;以及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使用非致命武器的可能性。[50]与这些作战和技术研究相比,城市安全专家很少尝试将城市研究的相关领域综合成战略研究形式,供决策者和军事人员作出判断。因此,评估军队应对不同类型的城市暴力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能力始终没有什么发展。还有许多关键的知识领域,仍然未得到充分研究,如适用于维稳行动和人道救济的法律义务和交战规则,在指挥和控制职责方面的军民关系,警察和社会精英的作用,以及国家治理和大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51]

未来几年,如果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作为武装冲突地带的城市,那么安全专家需要与前述宏观和微观学派紧密合作,发展以城市为导向的战略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军事力量是很敏感的学者而言,要实现这样一种跨学科努力可能是一项挑战。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在2004年以后的反叛乱行动中,许多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并不赞成绘制人员及地形分布图。但是,如果城市研究者拒绝与安全专家接触以共同应对控制和改善城市武装暴力状况时面临的挑战,他们只可能会导致平民伤亡人数的增加而不是减少。[52]

鉴于在全球电子媒体始终监督下在有平民居民的城市中作战存在诸多要求,西方国家的军队需要得到城市专家的协助,以制定适合于各种城市的各类作战方法,即符合国际人道法(武装冲突法)的方法,且这些方法要反映出尊重非战斗员生命的可靠的交战规则。执法和社区发展方面的城市专家能够为军事专家提供协助的一个有用领域是,城市中“高端”治安维护工作与“低端”军事应对措施之间的流动性联系。安全专家在确定如何更好地界定危机局势,但无法立即找到纯军事方法或传统警务方法时,对特定城市环境的全面了解是很重要的。[53]

无论如何,将城市研究纳入战略要求既需要进行审慎思量也需要从人道角度做出区分。理解不同类型的暴力至关重要。安全分析师和军事专家需要能够区分受利益驱动的城市黑帮和犯罪集团实施的高烈度犯罪与受政治驱动的城市武装激进分子进行的低烈度战斗。他们还需要能够区分孟买、内罗毕、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由网络化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大规模伤亡事件,和哈马斯或真主党等由大型非政府民兵组织实施的有组织且长期的城市战。[54]

“伊斯兰国”在2015年至2016年[55]对欧洲的袭击,与哈马斯这样的部队在2014年加沙战争中以半常规斗争的方式与以色列军队作战,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56]不同于“伊斯兰国”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使用AK-47突击步枪和自杀腰带袭击平民,哈马斯是一个强大的非政府组织,拥有装备了火箭弹、反坦克制导弹药和对空导弹的武装民兵组织(卡桑旅),这使他们有能力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环境中长期作战。[57]2014年,哈马斯将基地设置在加沙居民区,这一现实迫使以色列不得不采用更具限制性的打击方法,即使用低当量的精确弹药和非致命的爆炸物进行空袭,以减少非战斗人员的伤亡,便于民众撤离和遵守国际公约。[58]哈马斯还成功地建成了一个方圆70公里的地下攻击隧道网,以消除以色列的空中侦察优势,掩护其武装人员的行动、弹药和火箭攻击地点。空袭无法使这一隧道网失去效用,迫使以色列部署地面部队。在加沙城的西杰亚据点,以色列国防军队摧毁了超过30条哈马斯隧道,但有16名士兵阵亡,50人受伤。[59]

2014年加沙战争突显了可能主导未来西方国家在城市中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系列问题。这包括清除地下网络的需求,有效信息战的要求,以及与军事上处于弱势但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手段来博取国际支持的对手作战时面临的挑战。今后进入城市地区作战的西方国家的军队,显然需要准备好利用信息领域的新技术,不仅包括社交媒体手段,还包括广域全动态的战场视频监控系统,来控制事件的叙述。[60]不妙的是,哈马斯也在加沙战争期间试验了原始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的“模型机”。未来几年,这种形式的对抗技术只会通过商业渠道发展和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非国家团体肯定会获得小型无人机,作为这类团体收集实时情报并实施快速打击的精确制导武器。因此,为了应对这种新的威胁,西方国家的军队需要考虑开发对抗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网络,并可能会使用激光技术。[61]

未来,由于军力有限,除非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先进的军队不太可能在城市地区进行正面攻击。正如美国陆军退役上将罗伯特·斯卡莱斯所警告的那样,在考虑让部队进入城市时,政策制定者需要时刻意识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美国的近战士兵储备只略多于纽约市警察局。”[62]从比例上看,若谈到可用的步兵与联合武器装备,其他西方国家军队,如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面临着与美国类似的局面,这一现实需要人们重视部队作战的经济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几年,推荐使用机器人、高空无人驾驶飞行器、精确打击和特种作战部队。[63]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城市突发事件:从全面的作战行动、人道救济、为平民、其他非战斗员建立保护区和疏散通道到超视距的滨海作战任务。西方国家需要的是以相关政治利益水平和个案分析为基础的各种不同的直接和间接城市战略。这些不同的战略可能包括:控制动荡的城市,城市中的人道疏散和对受威胁居民进行联合、救济,利用高科技武器进行针对性打击,以及使用联合部队夺取决定性的地点和节点。[64]

结论

城市是文明的熔炉,因此,无论把城市当作未来武装冲突的战场,还是作为出现人道紧急情况的地方,都令人感到不适。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美第奇家族时代的佛罗伦萨、毕加索时代的巴黎,到布莱希特时代的柏林,城市一直在致力于颂扬人类文化的辉煌,避免武装冲突带来的不人道和肮脏。[65]但是,未来30年将要出现的城市人口和经济转型领域的全球革命,给这种局面带来了挑战。尽管在未来几年,各种类型的城市军事行动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全球城市革命带来的更广泛的安全影响尚不明朗。在分析城市发展与武装暴力事件之间的因果性和相关性方面,情况尤其如此。

尽管最近西方国家的军事潮流专注于大城市,认为它们是“最恶劣的安全环境”,但对于资深战略家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包含的流动性、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人们逐渐理解,世界人口到2050年,即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将从主要居住在农村变成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然而却不存在简单或单一的模板可用于理解城市冲突。战争学和城市科学都不能为城市研究专家和安全专家提供明确的指导。为了获得更清晰的思路,未来最佳的方式是通过在大学、智库、安全研究部门和军事机构中不同领域的城市研究和战争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盟,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那些关注城市冲突的人,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生态学有全面和细致的了解。军事人员和城市研究者都应避免使用会引起反乌托邦幻觉或乌托邦愿景的语言。这种非黑即白的极端语言是具有误导性的,没有考虑到城市生态多样性中的许多灰色地带。许多城市在治理水平、人口构成和建筑设计方面都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观点可以描述在城市中使用军事力量的内在复杂性。[66]和叛乱现象一样,在城市冲突中,为在城市使用武力而发展出的现代方法必须不断完善,以适应多变的城市环境。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城市中,特殊的和异质的方法可能比一般性的和同质化的方法更具启发性。

再从安全角度看,21世纪城市作战真正与以往不同之处,不在于需要制定针对特大城市的作战方法,而在于发展并整合多样化和跨学科的西方城市战略研究领域中的学说和概念。后者应尽力凸显对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现实政策选择,提供旨在减少暴力和限制一系列城市突发事件所造成之伤亡的交战规则和行动方案。对大城市进行战略研究让人看到,随着新千年城市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军队将能够更好地在城市主导的世界中应对未来冲突的挑战。

 

* 迈克尔·埃文斯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防学院弗朗西斯·哈塞特将军军事学研究负责人,同时还是墨尔本迪肯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的教授。2002年至2006年,迈克尔·埃文斯曾担任澳大利亚皇家军事学院陆战研究中心澳大利亚陆军智库的负责人。

** 何田田,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对西方国家朝着海战方向的转变,See Peter D. Haynes,Towards a New Maritime Strategy: American Naval Thinking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aval Institute Press, Annapolis, MD, 2015; Chris Parry,Super Highway: Sea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Elliot and Thompson, London, 2014; Michael Evans,The Third Way:Towards an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y Research Paper No.1, Directorate of Future Land Warfar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anberra, 2014。

[2] 关于历史概况,See Gregory J. Ashworth,War and the City, Routledge, London, 1991。

[3] 关于围绕城市战的当代问题的背景,See Alice Hills, Future War in Cities: Rethinking a Liberal Dilemma, Frank Cass and Routledge, London, 2004; Stephen Graham (ed.), Cities, War and Terrorism: Towards an Urban Geopolitics, Blackwell, Oxford, 2004。

[4]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Highlights, New York, 2014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p.1.

[5] See ibid., pp.7-9 and Annex, p.20 ff. 到2050年,估计全球52%的人口在亚洲,21%在非洲。

[6] Ibid., pp.1,11-12.

[7] See Shlomo Angel, Planet of Cities,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Cambridge, MA, 201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Urban World:Mapp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Cities, March 2011 (Economic Power Report), available at: 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urbanization/urban-world-mapping-theec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June 2012 (Consuming Class Report), available at: 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urbanization/urban-world-cities-and-the-…. (所有互联网资源均访问于2016年10月。)

[8] See Robert Muggah, Researching the Urban Dilemma:Urbanization,Poverty and Violence,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ttawa, May 2012, p.vi;Joel Kotkin,“Urban Legends:Why Suburbs, not Cities,are the Answer”, Foreign Policy, 6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foreignpolicy.com/2010/08/06/urbanlegends/; Joel Kotkin et al.,The Problem with Megacities, Chapman University Press, Center for Demographics and Policy, Orange, CA,2014,available at: www.chapman.edu/wilkinson/files/MegaCitiesUPDATED%20VERSION.pdf.

[9] 关于反乌托邦的观点,See Richard J. Norton,“Feral Citi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6, No.4, 2003; Roy Woodbridge, The Next World War:Tribes, Cities, Nations and Ecological Decline, University Press of Toronto, Toronto, 2004, pp.78-80; Stephen Graham, Cities Under Siege: The New Military Urbanism, Verso, New York, 2011; Peter H. Liotta and James F. Miskel,The Real Population Bomb:Megacities, Global Security and the Map of the Future, Potomac Books, Washington, DC,2012; David Kilcullen, Out of the Mountains: The Coming Age of the Urban Guerrill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3, Ch.5。

[10] P. H. Liotta and J. F. Miskel, above note 9, p.7.

[11] Sydney Freedberg Jr.,“Army Grapples with Cyber Battles in Mega-Cities”, Breaking Defense, May 2014, available at: breakingdefense.com/2014/05/army-grapples-with-cyber-age-battles-in-megacities/.

[12] See Saskia J. Sassen (ed.),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4th ed., Pine Forge Press, Thousand Oaks,CA,2011; Joel Kotkin, Cities: A Global Histor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2005, especially Part 6; Neil Brenner and Roger Keil (eds),The Global Cities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6. 13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above note 4,p.3.

[13]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above note 4, p.3

[14] Ibid., p.1.

[15] Economic Power Report, above note 7, pp.17-20, 27-28, 30; Consuming Class Report, above note 7,p.1.

[16] Emily Moir, Tim Noonen and Greg Clark,What are Future CitiesOrigins,Meanings and Uses, paper, UK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Foresight Future of Cities Project, London, June 2014, p.5.

[17] Emily Moir, Tim Noonen and Greg Clark,The Future of Cities:What is the Global Agenda?, paper, UK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Foresight Future of Cities Project, London, September 2014, pp.35-50,152-153.

[18] Ibid., p.13.

[19] Ibid., pp.11-12.

[20] Ibid., pp.2,11-12,17; Alberto Vinolo,“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Vol.51, No.5, 2014.

[21] Thomas J. Campanella,The Concrete Dragon: China's Urban Revolu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2008, p.15.

[22] Jo Beall,Tom Goodfellow and Dennis Rodgers, Cities,Conflict and State Fragility, Working Paper No.85, Crisis State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2, Crisis States Research Cent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January 2011.

[23] P. H. Liotta and J. F. Miskel,above note 9, p.9.

[24] J. Kotkin et al., above note 8, pp.16-17.

[25]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above note 4, p.13.

[26] Economic Power Report, above note 7,p.4.

[27] Consuming Class Report, above note 7, pp.5-6,19.

[28] Ibid. pp.5-6,19; Mathew Burrows,The Future, Declassified: Megatrends that Will Undo the World Unless We Take A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4, pp.89-90.

[29]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above note 4, p.1; Economic Power Report, above note 7, pp.14-17,28-31.

[30] Saskia J. Sassen,“The Urban Complex in a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46, No.1, 1994.

[31] US 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 Megacit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y: Preparing for a Complex and Uncertain Future, Strategic Studies Group,Megacities Concept Team, Arlington, June 2014 (US Army Megacities Paper); US Marine Corps, 2015 Marine Corps Security Environment Forecast: Futures 2030-2045, Futures Directorate, USMC Futures Assessment Division, Quantico, VA, 2015 (US Security Environment Forecast).

[32] US Army Megacities Paper, above note 31, pp.5,8.

[33] US Security Environment Forecast, above note 31, p.vii. 关于军事上对特大城市的争论,See Kevin M. Felix and Frederick D. Wong,“The Case for Megacities” ,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Vol.45, No.1, 2015; Michael Evans,“The Case against Megacities”,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Vol.45, No.1, 2015。

[34] US Security Environment Forecast,above note 31, p.vii.

[35] Ibid., pp.54-59.

[36] Maréchal Bugeaud, La guerre des rues et des maisons,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by Maité Boussy, Jean-Paul Rocher, Paris, 1997. 这是第一次从军事上对现代工业化城市进行的研究,尤为重要。对现代城市战的演变和对未来的预测,See Michael Evans,“Lethal Genes:The Urban Military Imperative and Western Strategy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2, No.4, 2009; Michael Evans, City Without Joy: Urban Military Operations into the 21st Century, Occasional Paper No.2, Australian Defence College, Canberra, 2007; M. Evans, above note 33, pp.33-43。

[37] John Collins, Military Geography for Professionals and the Publi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8, p.195.

[38] M. Evans, above note 33, pp.33-43; M. Evans,“Lethal Genes”, above note 36, pp.534-535.

[39] 如欲了解更多内容,从战略研究视角来看,较为有益的研究是:S. J. Sassen, above note 12; Neil Brenner and Roger Keil (eds),The Global Cities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6; J. Kotkin, above note 12。

[40] Alan Gilbert, Urbanization and Security, Comparative Urb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3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C,1999, pp.16-17; Robert Muggah,“How Fragile are Our Cities?”,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6/02/how-fragile-are-our-cities; Kevin Savage and Robert Muggah,“Urban Violence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Engaging the Fragile City”, Journa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19 January 2012, available at:sites.tufts.edu/jha/archives/1524. 晚近关于城市安全的看法,see Stephen Graham, Vertical: The City from Satellites to Bunkers, Verso, London, 2016, pp.67-95。41 R. Muggah, above note 8, p.49.

[41] R. Muggah, above note 8, p.49.

[42] Ibid., pp.49,66.

[43] Ibid., pp.vii-ix.

[44] K. Savage and R. Muggah, above note 40.

[45] R. Muggah, above note 8, p.11.

[46] R. Muggah, above note 8, p.69.

[47] M. Evans,“Lethal Genes”, above note 36, pp.540-552; Alexandre Vautravers,“Military Operations in Urban Area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92, No.878, 2010.

[48] R. Muggah, above note 8, p.vi.

[49] R. Muggah, above note 8, pp.9-10.

[50] For useful insights, see R. Muggah, above note 8; Ian Kemp,“Urban Warfare:Complete Guide”, Armada International, Vol.32, No.4, Supplement, 2008; Paolo Valpolini,“Urban Warfare: High-Tech Take-Over”, Armada International, Vol.34, No.4, Compendium Urban Warfare Supplement, 2010.

[51] R. Muggah, above note 8, pp.vii-ix,5-7.

[52] 关于人类学家不愿与安全专家接触的原因,See David H. Price, Weaponizing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the Militarized State, Counterpunch, Petrolia, CA, 2011; John D. Kelly et al. (eds), Anthropology and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IL, 2010。

[53] Brian Cox and Anna Powles, Protecting Civilians in an Urban Conflict: Lessons Learned from Australia's Deployment Following the Timor-Leste Crisis, 2006-2007,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 Massey University, Palmerston North, 2015, p.2. See also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mall Arms Survey: Guns and the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Small Arms Survey), pp.178-188.

[54] M. Evans, above note 33, pp.41-43.

[55] See David E. Johnson, Hard Fighting:Israel in Lebanonand Gaza, RAND Corporation, Santa Monica, CA,2011; Will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16.

[56] 相关军事作战分析,See Gaza Conflict Task Force,Gaza War Assessment:The New Face of Conflict, report,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ashington, DC, March 2015 (Gaza Report); Eitan Shamir,“The 2014 Gaza War: Rethinking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Middle East Quarterly, Spring 2015。

[57] Gaza Report, above note 56, p.10.

[58] Ibid., pp.10-11.

[59] Ibid., pp.19-20,25-27.

[60] Ibid., pp.13,20

[61] Gaza Report, above note 56, pp.57-58.

[62] Robert H. Scales Jr.,“Urban Warfare:A Soldier's View”, Military Review, Vol.85, No.1, 2005, p.10.

[63] M. Evans, above note 33, pp.33-43.

[64] Robert H. Scales Jr.,“The Indirect Approach: How US Military Forces Can Avoid the Pitfalls of Future Urban Warfare”, in Future Warfare, 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le Barracks, PA, 1999.

[65] J. Kotkin, above note 12, p.xviii

[66] Small Arms Survey, above note 53,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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