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RC No. 878

编者按:城市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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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世界人口有不到30%居住在城镇。现在,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城市居民。从绝对数值来看,1950年有约7.3亿人居住在城市地区,而60年后这个数字超过了33亿。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被认为标志着"城市千年"的到来。 城市是政治权力、经济创新和文化事务的交会中心。城市吸引人们,因为它经常提供更好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服务和娱乐机会。城市带动了繁荣和多样化,但也日益受到污染、过度拥挤、恶劣卫生条件、贫穷、社会排斥、暴力和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困扰。 *** 快速城市化为资源和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大部分穷人即使能找到工作,很可能也只是一些不安全且收入微薄的工作。农村移民往往别无他选,只能定居在棚户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与如今大规模城市化相伴而来的是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脆弱感,他们面临的是不安全的街道、身处险境以及无法获得充足的水、食品和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指出,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质量很差、过度拥挤的房屋中,生活在贫民窟或是非正规的居住点。 此外,海地地震灾民的困境表明,在灾难的悲惨后果面前,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是多么脆弱,人道组织提供帮助又是多么困难。除自然灾害外,城市暴力给弱势人群带来了进一步的严峻挑战。贫困、经济不平等、失业、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等因素使所有问题都在恶化。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许多城市的暴力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有些地方的日常生活近乎于生活在战区。 *** 城市暴力和其他犯罪——从行凶抢劫到黑帮枪击和有组织犯罪——是与日俱增的关注与恐惧的根源。风险因素差异很大。暴力往往与高度贫困、歧视、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药物滥用或贩毒等并存。其他相关因素包括:政治或经济的不稳定、小武器扩散以及其他黑帮或有组织团体的存在等。危险因素往往成群共生。这些因素不一定是根本原因,但了解它们有助于预测暴力的发生、发展和加剧。 黑帮是城市暴力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黑帮是一个古老的现象。在18世纪的伦敦,许多贫困儿童和孤儿参加由成年罪犯控制的扒手团伙,以此谋生。在19世纪初,英国儿童犯所受的处罚与成年人一样。他们被送往成人监狱、"运"到澳大利亚的流放地,因小偷小摸而受鞭笞甚至被判处死刑。然而,监狱内外的黑帮杀戮事件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大型城市。 所谓"黑帮暴力"主要是指对财产、平民或其他黑帮团伙成员实施的暴力和非政治性行为。黑帮一般利用胁迫、贪污行贿和拉帮结派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它们通常由9至25岁的青年人组成。世界上存在着数以万计的黑帮,其中一些规模很大,往往是犯罪组织。美国全国青年黑帮研究中心的报告表明,2006年美国活跃着大约78.5万名街头黑帮成员。在萨尔瓦多,约有2.5万至5万名黑帮成员。墨西哥贩毒集团可能有多达10万名"步兵"。在日本,大型犯罪组织"山口组"有大约9万名已知成员,而香港三合会的成员人数多达16万。意大利的几个黑手党集团在世界各地有数以万计的党徒,而由俄罗斯人、车臣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人组成的有组织犯罪团体——"兄弟会"情况也差不多。尼日利亚和南非的黑帮也在不断扩大。 贩毒和有组织犯罪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上占地为王的街头黑帮。现在,黑帮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犯罪和暴力(常常是跨国的),有时甚至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世界各地都有地方黑帮挑战国家专政的案件。在某些地区甚至一国的大部分领土,政府已经无力承担保护公民的义务。相反,有关犯罪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有时甚至在行使国家的基本职能。 *** 大规模有组织武装暴力和造成的人员伤亡在大城市尤为严重。这种暴力比传统的武装冲突破坏性更强。例如,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美洲的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就没有现今黑帮犯罪造成的多。以下因素可能会严重扰乱城市地区的生活,例如:缺乏公共和社会服务(如水与卫生设施、医疗、教育等),有组织的团伙欲加强地盘控制,或政府军设法对其进行镇压。某些地区也许禁止进入,甚至对社会和人道机构也是如此。即便他们能提供所需帮助,亦是十分困难。 目前,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实施的暴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动乱构成了拉丁美洲国家目前最大的安全威胁。其人道后果不言而喻:人们受伤、丧命、失踪、逃离家园、遭到性骚扰和人口贩卖,以及缺乏基本服务。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必须要存在某些条件,才能构成国际人道法下的武装冲突,即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有组织部队和一定强度的战斗。暴力的动机不是判定国际人道法适用与否的依据。 黑帮和其他犯罪实体往往是高度组织化的,其武装分支和军事能力等于甚至优于国家的武装部队。他们一般控制某些划定的领域,并有能力发动持续的军事或类军事行动。他们不一定试图推翻政府,但其目标却是对特定人群和/或地区行使一定的控制权,以便不受阻碍地开展活动,并确保其得以脱罪。 尽管国际人道法有可能适用于某些形式的黑帮活动,但许多人怀疑该法能否在大多数情况下适当应对这种现象。虽然国际人道法的某些方面涉及到由城市暴力(包括黑帮暴力)引发的相关问题,但他们认为国际法的这一分支不适用于黑帮或单纯的犯罪,对于它们主要是需要采取执法措施。特别是,如果适用国际人道法的门槛设定得过低,那么平民和战斗人员——或那些直接参与和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之间的区分就将难以适用,从而也就削弱了对生命权的刑法和宪法保障。 *** 2010年1月的海地地震证明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在自然灾害中的脆弱性。同样,加沙城在2009年年初经历了一场典型的传统武装冲突。许多其他城市,如喀布尔、巴格达和摩加迪沙,多年来也处在武装冲突中。特别是平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平民伤亡是家常便饭,幸存者也常常落下终身残疾;他们还承受着因家园和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被毁所带来的痛苦。尤其是在空中轰炸和炮击时,城市居民所受的影响比农村居民更为严重。毫无疑问,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在这些情况下最受关注,二者在不对称战争的局势中更是饱受考验。比例原则的字面措辞似乎表明军事必要始终占上风;但事实上,当需要做出比例判断时,战斗员和平民之间的区分以及附带损害的概念在城市环境中已变得极为重要,人道关怀也使平民居民的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迅猛的城市化为那些提供援助和努力防止冲突的组织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倡导政府和地方当局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城市暴力的挑战。作为政府开展人道工作的助手,国家红会只要能够扎根于其服务的社区,它们就能通过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来帮助政府防止和减轻暴力,从而找到替代武装暴力的方法。促进社会包容、非暴力文化以及和平一直是运动的工作重点之一。在这方面城镇尤其重要。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主要在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局势中开展工作,但它也有在被称为"其他暴力局势"下开展工作的使命,而此类局势也会发生在城市中。从人道角度来看,证明ICRC参与合理性的是暴力活动的影响,而不是引发暴力的原因,因此,当ICRC的国际形象、经验、独立性和中立性会对因城市暴力而产生的弱势群体有重要影响时,ICRC就会与各国红会密切合作,并加以应对。 主编  托尼•普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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